大多数平凡的家庭，都试图沿着同一条路拾级而上。小学初中高中、周考月考期末考、辅导班、补习课、学区房……城市中产里盛产海淀妈妈，乡镇家庭就只能多买几套黄冈密卷，然后熬过12年光阴，参赛者在同一天开始涂答题卡。

　　人们会对「阶层跃迁」产生无限焦虑，但又对没有这款游戏的日子感到心有余悸。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个人努力在常常在时代前被轻易粉碎。那是一整代人的梦魇。

　　恢复高考之后，不用“基层推荐”，不用“领导批准”，全看个人努力，历经弯路的普通人发现终于命运可以不再全部操决于他人，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一次阶层分化便由一场考试轻轻撬动，而对它的信仰则一直延续至今。

　　很多刚爬出坑的学子和家长，马上便会栽倒在第二关——选专业的门前栽跟头。人们总是一边怀着“男女都怕入错行”的警惕，一边依赖于低劣的网络信息、局限的认知能力，以及身边250个亲戚的道听途，说来框定自己一生的赛道。

　　如果说高考分数决定了人生起点，个人努力决定人生加速度，志愿和专业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赛道。过去几十年里，相同家境、相同分数、相同努力程度的人，仅仅因为专业的差别而出现巨大人生落差的人，数不胜数。

　　高考志愿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产业。如果仔细拆解，就会发现有的行业长坡厚雪，待遇薪资向来都位于前列；有的行业大器晚成，熬过几十年冷板凳后才枯木逢春；有的行业盛极而衰，学子参照着过往经验入坑，最终后悔莫及。

　　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四十年，即使随便填写专业，也能坐着电梯获取时代的β；但另一方面，我们总结了过去四十年5种嵌入历史进程的专业，它们带来显著的α。当然，这种α需要与之契合的个人努力，才会兑现。

　　竣工半年前，联谊的预订出租率已超七成，三菱商事、通用电气、IBM、惠普、花旗银行、三洋电机等大型外企鱼贯而入，有公司排队一年才抢到办公室。建成一年左右，外企们的交租（还都是宝贵的外汇），就填平了建造费用。

　　在市场经济草莽年代，「外企」是一个新鲜且词汇。高薪、假期、补贴、跨国出差、空中飞人、五星级酒店……等一系列远超国企民企的待遇，让学生们见识了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上世纪80年始，跨国外企成为就业市场的明珠。

　　去联谊大厦上班，一度是上世纪80年代上海大学生的憧憬——外企白领穿着时髦西装，出入有友谊车队轿车接送，拿外汇券去友谊商店买进口香烟，二楼的香格里拉餐厅吃牛排。站在28楼的楼顶，能够眺望对面尚是一片荒芜的陆家嘴。

　　在北京，去东三环大北窑上班也成了很多人的梦想，这片日后被称为“国贸”的区域，集中了惠普、摩托罗拉等最早入华的一批外企，60%以上的外商驻京机构选择驻扎与此。由于高端商场林立，一度被戏称为“中国的香榭丽舍大街”。

　　北京椿树医院吴士宏，花一年半听收音机自学许国璋英语。获得英语专科文凭后，如愿被联谊大厦里的IBM公司聘用。此后12年，她从端茶递水的文员，一步步成为IBM华南总经理、微软大中华区CEO，被媒体称为“打工女王”。

　　吴士宏成为IBM雇员的那年，李阳从新疆勉强考入了兰州大学工程力学系。没人能想到，这个高考英语16分、孤僻沉默的年轻人，会突然在大声朗读中找到疯狂的。在外语成为外企准入证的年代，李阳俘获大批虔诚信徒。

　　在那个年代，宝洁的管培生在快销行业可以横着走，入职四大的Auditor在上世纪90年代就能达到四五千的月薪；在领导面前，IBM的高管可以翘着二郎腿谈笑风生；而如果你挂着一只微软的工牌去衡山路喝酒，大概率会有妹子来搭讪。

　　需要指出的是：语言是个通识技能，外企招聘的主力是业务对口专业里英语好的毕业生，纯外语专业只是少数。不过，在当年大江南北的“英语热”背景下，还有大量待遇优厚的培训机构、外贸公司等能够容纳外语专业毕业生。

　　当李阳把万人朗读会办到故宫太庙跟前，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在全国高校烧起燎原之火。北京外国语大学光英语就有5种专业方向，对外经贸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比肩清北，甚至创下一年狂揽16个高考状元的惊人记录。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吴正浩说[4]：“当时但凡和‘国际’二字沾边的专业都吸引了无数考生报考，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等，考生们梦想着通过专业的学习后能够和外国人做生意，从外国人的包里掏钞票。”

　　“当我在1997年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学生身上所洋溢着的才智、和创造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缘于这次访问，对我们于1998年在北京成立基础研究院的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盖茨的高情商发言揭示了一个只属于新世纪初的事实：大型的外资企业可以利用其高利润的业务，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通过不菲的薪资轻而易举的吸纳最顶尖的人才。只要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就能在时代的潮头上赚好几年差价。

　　这个赚差价的窗口期非常长，而在加入WTO之后，高速增长的出口催火了外贸专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2003年招生大全”点击量多达4万多次，第一志愿上线多分的考生还焦虑地刷新页面，生怕不被录取。

　　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的作者李可，上世纪九十年代北大毕业，在外企打拼十年。这本书精确概括了属于1990-2010年的阶层跃迁路径：毕业工作几年后，进入500强跨国公司工作，一步步爬上北京国贸CBD顶层，成为中产。

　　在《杜拉拉升职记》洛阳纸贵的2008年，也是外语外贸最后的高光时刻。因为奥运会的举办，中国掀起了迄今为止最后一轮全民外语热潮，之后便是金融海啸汹涌而过，外企在华纷纷收缩，杜拉拉的奋斗史再也难以复制。

　　2008年之后，外企光环褪却，薪资待遇在央企和民企勉强，不再有昔日碾压级别的优势，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而外语外贸等专业当年的火热，也是中国向世界学习、交流、贸易的重要基础，它们的意义不应该被否认。

　　若毕业在社交媒体热议“高考应不应该取消英语”的今天，上海大学英语系本科生杜拉拉可能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

　　来自北京的高层领导、来自全国的17位市长、中外100多名记者共同见证了一场特殊的拍卖。竞标从200万起价，44家企业竞相角逐，叫价声此起彼伏，直到深圳特区房地产总经理骆锦星一锤定音——他高举价牌，喊出了525万最高价。

　　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场土地拍卖，它一改此前土地的无偿划拨制，为中国往后20余年的土地财政和楼市繁荣埋下伏笔。而1998为抵御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开启住房改革——延续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被取消，居民住宅从此“货币化”。

　　买房，终于正式成为中国人一生中最大的开支项。而伴随商品房时代一同到来的，还有蹒跚起步的城镇化改造。那一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有33.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修桥、通路、搭建基础设施迫在眉睫。

　　从招生来看，土木工程是清华、同济和东南大学等名校当年的王牌专业，只招600分以上的人才。而王牌专业代表了最好的就业，在全国大搞建设下，他们流向了建筑设计院、各大房企以及中铁中建等施工单位。

　　而在建筑专业，有“老八校”和“新八校”之说，建筑专业的分数在这些学校里基本都排在前列。学子们在学校里通宵画图，毕业后进入万科、保利、龙湖、中海等房企，待遇高升职快，买房炒房近水楼台，属于风口中的风口。

　　1998-2007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速仅有12%，而房地产在拿地和新开工面积上的平均增速分别达到21%和17%[15]。在互联网还是几行代码时，楼市繁荣保证了建筑土木人优于同龄人的就业和待遇，更成为打破阶级天花板的上升通路。

　　而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举措，让两个专业加速起飞。一方面，四万亿的大水漫灌让基建投资飙升，09年基建投资增速42.2%，创下历史最高点[16]。另一方面，楼市被注入强心剂，再次迎来了长达10年的繁荣。

　　行业名场面出现在2013年。碧桂园老板杨国强对属下说：“给你30个亿，你去给我找300个人来。”自此拉开了地产商的“抢战”。碧桂园年薪1.92亿的总裁莫斌、第一位年收入过亿的区域总裁刘森峰等，都是建筑专业毕业。

　　2016年“房住不炒”提出之后，地产行业增速逐步放缓；而2020年“三道红线”出台之后，房企更是进入去杠杆的关键时刻，所有抱有侥幸心理的房企，都迎来了“残暴结束”。

　　建筑和土木的毕业生自然难逃行业趋势的碾压。B站up主“大猛子”学土木专业出身，靠记录工地日常走红网络。他调侃自己“来工地两个月，看着老了20岁”，更有：“3000块招不到农民工，却能招来一个大学生”。

　　二十年来，房地产成为孕育富豪的沃土，既让炒房群体享受到了流动性红利，也让从业人员赚到了远超时代的回报。当大基建时代和大地产时代结束之时，建筑和土木两个学科的“回报率”，也必然会回到社会平均水平。

　　这个行业的发展史，基本上就是华为和中兴这两家公司的企业史。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9亿人口只有不足200万台电话，但通信设备严重依赖进口，上世纪90年代电话装机费高达数千元，来自7个国家的8种制式设备让成本下降进展缓慢。

　　自此，中国通信行业开始了漫长的逆袭征程，从固化通信到移动通信，从2G到3G到4G到5G，在一轮又一轮的技术演进中，昔日的“七国八制”退出了市场，华为和中兴也逐渐挤进全球前五，前者更是反超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一。

　　世人都知道华为的薪水高，但到底有多高呢？据《创华为》一载，2000年其本科生月薪就有7000元，年终还有10-16万的分红，待遇远高于深圳其他公司，工科院校的电子通信专业整班地被收编的盛况，在当时非常普遍[10]。

　　1998年10月，中兴与华为都在清华园招聘。本是中兴先来，但华为高薪抢人，原本签约中兴的至少七成转投华为。2000年，重庆邮电大学电信专业毕业班，40多人有39人入职华为；东南大学30多人的无线个。

　　高薪的另一面，是华为的狼性文化和“奋斗者”制度受到了广泛的口诛笔伐，但即便如此，每年奔赴华为的人仍然如过江之鲫。

　　2021年，被制裁下的华为全球收入6300亿人民币，全年发放的薪酬及其他福利费用超过了1300亿元人民币。按照其员工数量20万来推算，平均每位员工的年薪超过了70万。老员工如果加上股票分红，拿到手的数字可能会更多。

　　理由是中国通信设备商崛起的同时，“外企”们都在凋零：北电破产，诺基亚和西门子的电信部门合并，摩托罗拉出售电信部门，阿尔卡特朗讯并入诺基亚……想在通信设备行业找一份朝九晚五、无须996的外企工作的确不容易了。

　　但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华为中兴占全球通信设备40%的市场份额，对应的，如果全球通信行业的高端岗位有10000个，那中国就至少占有4000个。而在华为中兴尚未崛起的上世纪90年代，这个数字可能只有500个甚至更少。

　　另外，这个专业的好处在于它的延展性：既要学焊电路板，也要学算法编程，所以既能往电子芯片等硬件方向走，也能往计算机互联网方向走，而一位C9高校通信专业研究生告诉笔者：“去不了互联网公司，起码还有华为中兴可以保底。”

　　计算机：流动性的神线年春天，红杉中国在京郊开年会，沈南鹏把主题定为“Mobile Only”。

　　挥别了通讯基建的辉煌年代，13号线尽头的北京邮电大学摇身一变，成为中关村最大码农培训基地，毕业生从三大运营商，分流向了BAT、TMD和创业大街上的孵化器咖啡馆。对北邮学子来说，这是一条通往人生幸福的快线：

　　从北邮所在的大钟寺站上车，五站直达西二旗，大厂遍地，向北两站之外的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