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在下周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全球经济增长的中期前景将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仅略高于3%。

　　同时，尽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略有加快，贸易碎片化、地缘紧张局势、极端天气以及革新技术的治理等风险却仍然存在。

　　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棘手的难题？第一财经近日专访了全球事务智库海外发展研究院（ODI）董事会主席、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前行长查克拉巴蒂（Suma Chakrabarti）。他警告称，各国官员要警惕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虽然这可能在短期内有收益，但却会带来更长期的经济损失。”他说。

　　查克拉巴蒂还提出，气候危机与不断升级的地缘风险是全球共同面对的两大长期挑战，而各国应当在这些关乎全球的问题上开展合作。

　　首先，气候危机正持续升级。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全球气温显著上升。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为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提供更多资金，还需要更加重视气候适应。这一点对小岛屿国家等最脆弱的地区尤其重要，同时要帮助其建立复原力。

　　发达国家必须避免对这些脆弱经济体设置壁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绿色挤压”（Green Squeeze）。这种现象是由于发达经济体只允许符合特定环境标准的产品进口，但标准却过于严苛，并只留下极短的过渡期。新兴市场的企业很难达到要求。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公平且公正的方法。

　　第二大挑战是地缘分歧正在不断加剧。这不仅是风险，也会导致世界经济分化。在形势严峻的欧洲和中东，我们看到大批人流离失所，地缘冲突严重影响了粮食安全、化肥供应和燃料供应。结束这些争端非常重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中国与美国、英国和法国一道，努力发挥着关键作用。

　　查克拉巴蒂：关于“生产回流”（re-shoring）和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讨论不绝于耳。但实际数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根据世界的数据，2022年，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贸易活动占到了世界总贸易量的52%，高于2015年的48%。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去全球化，而只是全球化的放缓。

　　企业本能上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客户和供应商，而不仅仅局限于周边地区。要取代既有的供应链非常困难。在西方，许多公司都在游说本国政府不要屈服于保护主义倾向，因为这会使与中国等国家的交往变得更加复杂 。

　　但我们也的确看到保护主义行为正在抬头。美国和欧洲尤其如此，其目的是扶持关键产业。这种趋势并不局限于富裕国家，许多低收入国家也在为保护新兴部门和处于起步阶段的创新产业（Nascent sectors）而采取行动。

　　保护主义有诸多害处。它会导致消费价格上涨，并增加全球通货膨胀压力，从而损害全球供应链中的公司。如果要发展关键产业，重点应放在通过强有力的研发和基础设施来支持这些产业，而这些通常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它们很难被限制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内。政策制定者应以供应多样化为目标。我们也需要更多证据和分析来强调保护主义的弊端。

　　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可能短期内非常迎合民粹主义，但10-15年后，当人们开始因此失业，这些保护主义措施将不会再得人心。

　　查克拉巴蒂：首先，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些利好性的政策措施，例如近期出台的《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以及此前实行的《外商投资法》。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签署的自贸协定也十分有价值。

　　目前，一些投资者受地缘的影响也正将目光投向中国以外的地区。这种竞争可能是有益的，但中国自身也仍然拥有一些具有吸引力的优势。第一，中国仍然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与许多新兴市场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和物流也非常出色。第三，对于那些以大规模生产为目标的企业来说，长期以来中国的能力有目共睹。中国也有能力生产复杂精密以及尖端品牌的产品，并能帮助生产商降低成本。

　　这些特点以及新的政策框架保持了中国的吸引力。虽然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投资者短期内转向其他国家，但中国的中期前景依然可观。生产中心的多样化中也有不少中国公司向东南亚扩张，这也值得期待。对这些寻求海外市场的中国公司来说，整合当地原材料和劳动力、促进与东道国市场的积极接触至关重要。

　　第一财经：随着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出台，全球数字治理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你如何看待这一领域全球治理的可行性？

　　查克拉巴蒂：全球数字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各国政府能否统一标准，以实现数字基础设施的跨国互操作性。但其中存在很大的障碍，特别是隐私和信任问题。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对政府和部门处理数据的信任程度差别很大。例如，在英国等地，由于隐私问题，推广面部识别等技术更具挑战性。人们对政府能否从公众利益出发监管数据的使用十分忧心。此外，是否能信任来自其他国家的数据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这些信任缺失的挑战，无论是个人与政府之间，还是政府与政府之间，都使全球治理变得复杂。

　　我们应该从简单的、有共识的领域切入。例如，不可否认的是，数字经济的繁荣能带来可共享的利益。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主张在两大领域开展全球合作。首先，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反垄断监管，已经成为许多经济体的共同主张。其次，我们正在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倡议，比如分享安全风险领域的信息。从而使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受益。

　　技术导向的合作可能比导向的合作更好推进。例如，国际电信联盟（ITU）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就是成功范例。同样，二十国集团（G20）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机制在金融危机后的合作也是有效治理的典范。注重技术合作，不将问题化，是取得进展的最佳机会。

　　查克拉巴蒂：以为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拉塞尔（Stuart Russell）有一个关于医药业的形象类比。药品的制造商需要证明这一药物能够提供公共利益，无论在美国、中国还是英国，对有效药物的需求已达成普遍共识，不存在争议。

　　我们可以将类似的框架应用于，比如强制要求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证实其对公众的益处。此类评估应公正进行，确保评估在技术上保持中立。

　　第一财经：随着欧洲和美国加强对包括人工智能和电子商务在内大科技公司的监管审查，对全球经济会有哪些可能的影响？

　　查克拉巴蒂：此前，企业经历了相对自由、没有被严格监管的一段时期。这没什么大碍，某种程度上，这是促进创新所必需的。然而，我们目前到了另一个阶段，技术的扩张带来的不全是公共利益，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例如，在英国，社交媒体引起的网络欺凌及其严重后果等问题引发了监管干预的呼声。

　　随着Meta公司创始人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行业领袖出席听证会，相关热议让这成为了一个公共议题，政府和立法者必须引入更多监管。加强监管势在必行，这些科技巨头应该承担起责任，确保他们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